范文澜论佛教的真面目_佛教的真相 范文澜

1.对曹操的评论

2.论中国古代女性形象

3.高亨是哪里人

4.大书法家"颜筋柳骨"是什么时期人,代表作是什么

5.花木兰是哪里人

6.搜寻国学大师

7.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中的人物和故事

阴阳。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阴阳观念是《国语·周语上》，其中记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伯阳父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周易》以奇偶符号代表阴阳，以阴阳变化说明万物消长。战国末年的邹衍将阴阳观念神秘化。西汉董仲舒进一步把阴阳和“天人感应”说结合起来。

八卦。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界各种现象和人类社会各种人事变化的一套符号。卦是以“—”和“- -”这两个基本符号相配变化而成。由三爻组成的卦共八个，通称“八卦”。八个“卦”的标识和名称较常见，此不赘列。

传说八卦为伏羲所画，伏羲人首蛇身，“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面之气，乃画八卦”。不可信。范文澜说：“伏羲是指远古开始有畜牧业的一个时代”，是发明畜牧业的远古氏族的代称，在原始社会中期，后世传为帝王。伏羲是神不是人，它是沟通人与神两界的神。八卦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卜。商代无八卦，周人作《易》，始有八卦。

从文字学角度看，《周易正义》《易纬》说：“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这说明，八卦最初是上古人们用作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逐渐神秘化。

八卦中的“─”和“- -” 这两个基本符号叫爻画。这两个爻画最开始表示什么意思？目前没有一致意见。多数认为“─”代表阳，“- -”代表阴；有人认为“─”代表占筮时的一根长草，“- -”代表两根短草；有的说“─”象混一的天，“- -”象水陆两部分构成的地；有的说“─”代表绳子的一个大结，“- -”代表两小结；有的说“─”代表男阳，“- -”代表女阴；有的说“─”代表奇数，“- -”代表偶数，众说纷纭。只要世界有两种相对的东西，它都能代表。自从西周伯阳父提出阴阳二气，阴阳学出现，并与八卦的两个符号结合，“─”叫阳爻，“- -”叫阴爻。其它一切相对的事物都可以囊括其中。

八卦中的阴阳。最初，人类是从男女性别崇拜去联想八卦中的阴阳的。阳，日出为阳；阴，云复日为阴。引申为明或暗、暖和寒、南和北、表和里等一切相对或相反的物象。在自然界，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以此类推。渐渐被抽象化以后，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两种基本元素，并支配一切事物。再进一步就把它神秘化了。这对内涵无限丰富又十分活跃的元素，使八卦的含义日新月异。

因为天地万物的一切性质、关系和变化，几乎都能用阳爻和阴爻来象征、概括。于是，占卜人就用它的变化来解说、推测事物的变化，哲学家用它演绎出各种大道理。

八卦的象征意义无穷无尽。首先象征自然界的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这是八卦的基本意义。

比之禽兽，为马、牛、猪、雉、龙、鸡、狗、羊；

比之人身，为首、腹、耳、目、足、股、手、口；

比之方向，为西北、西南、北、南、东、东南、东北、西；

比之季节，为秋末冬初、夏末秋初、正冬、正夏、正春、春末夏初、冬末春初、正秋；

比之人伦为父、母、中男、中女、长男、长女、少男、少女；

还有比之品性、器具、颜色、植物、状态等，这些是巫术发展的产物，为巫师们“施展才能”开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八卦自迭和互迭又构成六十四卦。原来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八卦称为经卦，由两个经卦相迭组成的六十四卦称为别卦。西汉以前认为文王推演六十四卦。

其实，伏羲和八卦、文王与六十四卦之间，都是传说，史无明证。八卦与六十四卦卦辞乃至三百八十四条爻辞，都是《周易》最早用蓍草卜筮的记录和说明，只是古人占卦时用来标记蓍筮的数量而已，其中并无多少奥妙。

用《易经》占筮的方法，虽然比商周时的甲骨卜辞简单明了，但由于它运用阴阳、刚柔、动静的原理，变化多端，同时在变化中又要看出不变的法则。所以说，《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简易”跟整体观相关联；“变易”跟变化观相关联；“不易”跟本质观相关联。在这方面，《周易》即使笼罩着宗教迷信体系的外衣，却透出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因此，《周易》渐渐取代了用甲骨占卜的地位，后来，出现了签诗之类更简单的方法，《周易》又渐渐退出了占筮的历史舞台。

八卦、六十四卦乃至《周易》，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如果不是迷信行骗，而从哲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它，能给人许多好的启迪。孔子就是从古代文献的角度阐述《易经》。孔子以后研究《周易》的人，开启一个新河，即并不着重于它的筮法，而着重以唯心或唯物的观点去探索它的哲学。如汉代的经师、魏晋的玄学家、宋元明三代的儒家和理学家对《易经》和《易传》进行阐发，形成了各自的哲学体系。

历代学者研究《周易》，形成了众多学派。主要有：象数学派、义理学派、训诂学派。五 4以后，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学者多从社会学角度，用唯物论观点，深入系统科学地探索《周易》的真面目。代表人物有闻一多、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台湾学者多从天文、数学、医学、物理学的角度，探索《易》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周易》“研究”已经从精神到现象、从思维到物质，广泛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且“热浪”一阵高过一阵。

《周易》，尤其是八卦，最初是远古人反映自然的几个记事符号，简单、朴素而又隐含一些通行于万物的真理。后被用作神秘化的卜筮符号，春秋以后又被用作宣扬天命和迷信的工具。

两个基本的爻画“─”“- -”，谈哲学的说是阴阳，谈人伦的说是男女，谈自然的说是天地，谈计算机的说是1和0，等等。二爻，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千变万化，万物都可以囊括其中，这就是《周易》和“阴阳八卦‘的“秘密”参阅预测师官网易经全文。

以上内容，都是准宗教现象，基本属于古人的数术范畴。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古人对天、地和人的非科学认识，以及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不科学，但是，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天文学等史料。（

对曹操的评论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

论中国古代女性形象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性格特点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评说曹操："……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固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以上这段文字还算比较精当地描述了曹操一生的行事为人，曹操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乱世豪雄，能够运筹帷演谋，鞭挞宇内，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事业。他又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或世袭或禅让两种抉择夹缝中的乱世奸人。

1、遇事审慎，临危不乱，且多有决绝之举。

《魏书》载，初平元春正月，袁绍等官员连兵讨伐董卓。曹操在丹阳招幕兵丁四千余参战。走到龙亢发生兵变，叛卒火烧曹操帐篷。仓促之间，操沉毅冷静，敏锐决断，手持利刀奋杀数十人，镇定了局势。故事虽小，以至于《三国演义》不取，但要说明曹操的孔武勇敢已经足够。官渡之战是曹袁之争的关键之战，而操力排众议亲率精兵奔袭乌巢。劫寨战斗激烈之时，袁绍援兵来到，形势突变，胜败只在一念之间。曹操的部下开始慌乱，急言操分兵抵挡。不料曹操勃然大怒，厉言喝道：" 贼在背后，乃白！"意思是敌人到了背后再说。由于主帅意志坚定，身先士卒。不前则亡的信念立即昭示部众，全军死心拼战，以一当十，终将乌巢攻破，杀死主将酒鬼淳于琼，为最后消灭袁绍奠定了基础。倘曹操一见敌人援兵掩至，悚然无主而分兵以对，那战斗结局当然十二分明白。而自称英雄之言不过是不自量力的可笑癔语罢了。

2、胸襟博大，乐观宏达，且多在危难之中见精神。

电视剧上的曹操多有大笑的场景，征战拼杀无论胜败如何，曹操始终不为表象所动。胜不骄，败不馁是他勇武气质的又一大特色。征乌桓迷走沙漠生死攸关，唯曹操能想出使将士望梅止渴而战胜自我脱离险境的妙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乐观精神正是玉成一世英雄的根基。赤壁大战，曹氏惨败，狼奔豕突之中仍能不失帅风范，笑指江山，畅言地利，高度集中地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之志。至于濮阳之战吕布以戟击操盔而厉问之："曹操何在？"曹操以袖掩面而答："前面骑黄马者是也。"再后来被马超紧追中弃袍割髯的举止均是一般人临危而不能的。死在眼前，曹操仍能不怯不乱想出办法脱险而去，这其中也不仅仅只是乐观宏达，而是很有些幽默，很些诙谐的道行了。

“大重之举果绝，险危之行无惧，风云诡谲，笑谈其间，唯大英雄者可称之。曹公曹孟德者，诚如是。”

3、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和融合。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曹操多才多艺，不仅在军事上是个统帅，在文学、音乐等等艺术方面也多有创见。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创作成为文坛上一代新风的标志。然而，他又没能达到顶峰，囿于开创而无大建树，著述不多难成系统，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他写诗注重内涵的张扬而忽视形式地变革，新酒装进老瓶子，新酒也便成了无根飘蓬。

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文学成就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典论自叙》，袁伯业名遗，袁绍从兄。）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 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的心情。

游仙诗有《气出唱》、《秋胡行》等。曹操是不信方士神仙之说的，所以他写这些诗当别有所寄，不能据此把他与秦皇、汉武的求仙等量齐观。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 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声口。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高亨是哪里人

下面这些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古代女子形象

妲己

商纣王征服有苏氏（今河南省武陟东）

。有苏氏献出美女妲己。纣王迷于妲

己的美色，对她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令乐师师延创作靡靡的音乐、下

流的健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理

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卫州（今河南省淇县）设“酒池”

，悬肉于树为“肉

林”

，每宴饮者多至三千人，令男女追逐其间，不堪入目。九侯（封地在今

河北省临漳）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看不惯妲己

的*荡被杀，九侯也遭“醢刑”

，剁成肉酱分给诸侯。

妲己喜观“炮烙之刑”

，将铜柱涂油，燃以火炭，令行其上，跌落火红

的炭中，脚板被烧伤，不时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

官的音乐一样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一笑，滥用重刑。

褒姒

史记作襃姒，周幽王姬宫湦的王后，褒姒原是一名弃婴，

被一对做小买卖的夫妻收养，在褒国（今陕西省汉中西北）长大，公元前七七九

年（周幽王三年）

，周幽王征伐有褒国，褒人献出美女褒姒乞降，幽王爱如掌上

明珠，立为妃，宠冠周王宫，翌年，褒姒生子伯服（一作伯般）

，幽王对她更加

宠爱，竟废去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册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

阳叹气道：

“

周王室已面临大祸，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

果然不出伯阳所预料，

原来褒姒因为过不惯宫中生活，

加之养父被太子宜臼

所杀，心中忧恨，平时很少露出笑容，偶露笑容，更加艳丽迷人，周幽王发出重

赏，谁能诱发褒姒一笑，赏以千金，虢国石父献出

“

烽火戏诸侯

”

的奇计，周幽王

同褒后并驾游骊山，

燃起烽火，

擂鼓报警诸侯一队队兵马闻警来救，

至时发现平

安无事，又退兵回去，褒姒看见一队队兵马，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不觉启唇

而笑，幽王大喜，终于因此失信于诸侯，公元前七七一年，犬戎兵至，幽王再燃

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幽王被杀，褒姒被掳，

（一说被杀）

，司马迁说：

“

褒

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

”

（

《史记

·

周本纪》

）意思是说，褒姒不喜

笑，周幽王为了她一人的笑，天下百姓再也笑不起来了。西周遂亡。

西施

西施本名施夷光，

春秋末期出生于中国绍兴诸暨苎萝村。

天生丽质。

中国古

代四大美女之首，

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

“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

“沉鱼”

，讲的是西施浣沙的经典传说。

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

国古代四大美女，

其中西施居首。

四大美女享有

“闭月羞花之貌，

沉鱼落雁之容”

西施也与南威并称“威施”

，均是美女的代称。

西施发愤苦练，在悠扬的乐曲中，翩跹起舞，婀娜迷人，进而训练礼节，由

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举手投足间，均显出体态美，待人接物，十分

得体。然后，又给她制作华丽适体的宫装，方进献吴王。吴王夫差大喜，在姑苏

建造宫，筑大池，池中设青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

舞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响屐舞”

，夫差又专门为她筑“响屐

廊”

，用数以百计的大缸，上铺木板，西施穿木屐起舞，裙系小铃，放置起来，

铃声和大缸的回响声，

“铮铮嗒嗒”交织在一起，使夫差如醉如痴，沉湎女色，

不理朝政，终于走向亡国丧身的道路。

赵飞燕

赵飞燕，

原名宜主，

是西汉汉成帝的皇后和汉哀帝时的皇太后。

赵飞燕是一

位在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和神话般的美女。

在

《汉书》

中对她的描述仅仅只有

少数几句，但关于她的野史却有许多。在中国民间和历史上，她以美貌著称，所

谓“环肥燕瘦”讲的便是她和杨玉环，

而燕瘦也通常用以比喻体态轻盈瘦弱的美

女。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由于她的舞姿轻盈，人们反而忘却了她的真实姓名，而称呼她“飞燕”。当

时，宫中有一湾清水，叫做“太液池”，中间有一个小岛，叫赢洲。汉成帝命人

在上面筑起一个高

40

尺的台子。有一次，赵飞燕身穿美丽透明的薄纱，在上面

跳舞，下有乐队伴奏，汉成帝亲自指挥，看着高台上的赵飞燕飘飘欲仙的样子，

汉成帝格外高兴。

玩得正在兴头上的时候，

忽然一阵大风袭来，

赵飞燕薄薄的宽

大的衣袖随风飘舞，

好像要随风飘去一般，

汉成帝忙命人用力拉住赵飞燕的衣裙。

自此以后，

汉成帝真的怕大风把赵飞燕带走，

特意为她建造了一个名为“七宝避

风台”的住所。

由此可见赵飞燕在汉成帝心里的地位。

几年后，

赵飞燕被册封为

皇后

狐女阿绣

狐女阿绣是爱情的缔造者、

是家庭的保护神。

她能够放下怨恨，

帮助真阿绣

和刘子固建立家庭，

体现出高尚的人格魅力。

爱一个人不意味着强行占有，

而是

要让他跟所爱的人走到一起，

要他得到自己的幸福。

这是狐女的人生哲学，

也是

美的哲学。

狐女在追求和修炼形态美同时，

获得了内心美。

她的人生哲学不管是

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生活的今天，都是令人叹服的。

救夫君于水火的方氏和舜华

著名聊斋人物张鸿渐身边有两位女性：

美而贤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

华。如果不是这两位女性，张鸿渐连命都保不住。方氏，一个平时只知道相夫教

子、飞针走线的**，临危不惧，沉着果断，是家庭顶梁注、主心骨。而张鸿渐

两次逃亡脱难，全赖狐女舜华。舜华在张鸿渐落难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张

鸿渐思念妻子时，

大度地送他回家；

在张鸿渐落入恶官之手、

面临死亡时救出他。

这两个女性的智谋和大度让人钦佩。

有智谋、敢反抗悲剧命运的云翠仙

贫穷无赖的梁有才登泰山时，

几次非礼少女云翠仙，

云翠仙的母亲却被其甜

言蜜语哄骗，轻率地以女相许。梁有才骗娶云翠仙后，狐狸尾巴立即露了出来。

整天喝酒，

偷云翠仙的首饰去卖，

他的狐朋狗友见到云翠仙后，

让他把云翠

仙卖了。

翠仙对梁有才的种种丑态产生怀疑，

知他必有所图，

于是设计引梁有才

开口。在试探中，云翠仙明白了梁有才的野心，彻底清醒。事实上，云翠仙娘家

很有钱，自己也存有私房钱，可她并不让梁有才知道，也不回娘家。她觉得像梁

有才那样无耻的人，

一旦知道必然会榨取岳家财富，

云翠仙要让梁有才早日露出

庐山真面目。

一位深闺少女能在不公平命运面前忍辱负重，

审时度势，

实在难得。

利令智昏的梁有才随云翠仙归宁，

在华严楼阁的岳家受妻子斥骂，

为众人锐簪刺

身，

然后，

云家的琼楼玉阁全部消失，

梁有才被吊在削壁之上，

面向万丈深渊

……

一直以民间普通弱女出现的云翠仙，

原来是个女仙。

蒲松龄让无数受害弱女的不

幸，在仙女幻想中得到了补偿。云翠仙的故事警告了当今的女性，要独立，才能

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不公时不颓废，敢于抗争，幸福

把握在自己手中。

为他人做嫁衣的封三娘

封三娘是个美丽的贫家少女，

她跟富家少女范十一娘做了朋友之后，

就为朋

友的终生幸福操劳操劳起来。

她去了解孟安仁的情况，

让范十一娘当机立断，

许

以终身。

范十一娘自己还在犹豫时，

封三娘竟然拿着十一娘送给她的金钗，

用十

一娘的名义送给孟安仁。

为了好朋友的爱情幸福，

二八红颜的封三娘竟然夜闯孟

宅，去为女友做媒。在封三娘的帮助下，范十一娘克服了

“

闺训

”

和内心矛盾，抛

弃了以财富、

门第论嫁娶的传统观念，

直到以死殉情。

最后又是封三娘以异药救

活了以死反抗父母乱点鸳鸯谱的范十一娘，

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封三娘这个美丽

少女，

但并不是传统爱情故事的女主角，

而是为朋友终生幸福奔波劳碌、

殚精竭

虑的奇特女性，这个奇特的人物，给人强烈而难忘的印象，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杜十娘

杜十娘是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

·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

人公，

曾为青楼女子，

深受压迫却坚贞不屈，

为摆脱逆境而顽强挣扎。

将全部希冀寄托于富家公子李甲身上。

然而她怎么努力也逃脱不了悲

惨命运的束缚，李甲背信弃义，将其卖予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

娘怒骂孙富，

痛斥李甲，

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的一件件宝物抛向江

中，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

李娃

天宝年间荥阳世族郑姓的公子荥阳生赴长安应试，

与娼女李娃相恋，

资财荡

尽

,

遂为娼家设计弃逐

,

流落成为代办丧事的

“

凶肆

”

的挽歌手。后其父因事入京，

知道荥阳生堕落情形，恨他玷辱门风，乃毒打几致于死。虽得同伴救护，但仍沦

为乞丐。一日大雪，他乞食恰至李娃住处。李娃感念旧情，不顾鸨母阻止，毅然

赎身与之同居，并竭力勉励他奋志读书，以求功名。郑生遂连中高第，授成都府

参军。这时，李娃却坚决要与他分离。恰好他父亲移官成都，父子如初，并为子

娶李娃为妻，郑生后居高官。李娃亦封为拜国夫人。唐代士族婚配，极重门第。

此篇写李娃求去时说：

“

君当结嫒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

”

她自

以为出身卑贱，

不能与高门相配。

这正是当时社会门阀婚姻制度的真实反映。

而

在李娃的鼓励下，郑生通过读书应试，终于获取高位，享受富贵荣华，则体现了

当时封建文人的普遍理想。

赵盼儿

赵盼儿是一个，

作为一个年轻貌美、

热爱生活的女性，

她曾盼望过能与一个

理想的男性结合，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但是，多年的风尘生涯，使她深知这

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多半兑不了现的：

“

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

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

”

。因此，她对

“

从良嫁人

”

一事，始终

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并在结拜妹妹宋引章

（另一个）

要嫁给花花公子周舍时，

极力劝阻。

果然，

宋引章一进周舍家门便先吃了五十杀威棒，

以后又受尽各种虐

待。

赵盼儿为了救出宋引章，

便利用周舍酷好女色又喜新厌旧的特点，

假意答应

嫁给周舍，让周舍写下一纸休书给宋引章，自己再宣布与周舍

“

拜拜

”

。当周舍责

问她说：

“

曾说过誓

”

要嫁自己时，赵盼儿回答说，你不是老逛妓院的吗？咱们这

些，谁不是逢场作戏，对着明香宝烛，指着皇天后土，赌着鬼戮神诛！

“

若

信这咒盟言，早死得绝户。

”

终于以其人之道还冶其人之身，用自己对周舍的欺

骗，

回敬了周舍对宋引章的欺骗，

不但大快人心，

而且充分展示了她的机智和勇

敢。

大书法家"颜筋柳骨"是什么时期人,代表作是什么

高亨

高亨（1900年7月4日～1986年2月2日），初名仙翘，字晋生，吉林双阳人，著名教授，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国维。1926年毕业任教，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等。作品有《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著作和论文。

中文名：高亨

别名：高仙翘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吉林省双阳县

出生日期：1900年7月4日

逝世日期：1986年2月2日

职业：古文字学家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代表作品：《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诸子新笺》等

生平简介

高亨是中国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两位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成为20世纪先秦学术文化研究的一座重镇。其治诸子，遵循乾嘉考据遗风，往往胜解精义，发前人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后出转精；其治《周易》，一改前人“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的旧习，首次经传分解，开创了中国现代《周易》“义理派”的研究新方法，为学界所推崇；其治《老子》与《诗经》，以传统文字训诂学为根基，在校勘训诂上创发新义；其砥砺基础，夯实根本，则有《甲骨金石文字通笺》、《文字形义学概论》和《古字通假会典》诸书。高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恭，他的学术成果为人信服，有些训诂成果被《汉语大字典》作为专门义项收录。

人物年谱

1900年7月4日，高亨出生在吉林双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910年春，入私塾读书，学名高仙翘。由于家境贫寒，学习不易，自知刻苦用功。所读经书，多能熟读背诵，心知其义。白日既没，继以灯火，夜色将分，犹不释卷，天方黎明，诵声又起，严寒酷暑，未尝间断。八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初觉心地豁然，为后来专攻先秦学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五年中学习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阅览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他这时已有志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研究的方法和门径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3年春，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秋，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24年秋又考入北京大学。

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高先生以中国第一流学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先生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从文字、声韵、训诂入手，严谨治学，锲而不舍，并决心永远过三书生活：“读书、教书、写书。”

1926年夏，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开始任教。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1929年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等。

1953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1957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之聘，兼研究员。

1967年以后不再任教，调至北京，专门从事古代学术研究工作。

1986年2月2日，高亨先生病逝。

学术贡献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书和研究的岁月中，时刻与读书、写书相辅相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读得多，而且要读得精，读得仔细认真。在治学上，他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一丝不苟。对于历代旧说，博览众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写出论文或专书，无不有根有据有经有纬，力求有所创见。坚持以文字的形音义及考据作为基础，来阐明发挥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蕴，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途径。他博通经子，淹贯众家。每作议论文章，必从实质问题探索底蕴，借助文字声韵之学，论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朴省净。故能言之有据，令人叹服。

高亨先生毕生致力于“三书”，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穷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从研究《说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数年的功力，写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笺》，稿本装订为十四册，凡几十万字，这是一部有助于研究中国古文字学的参考书，不幸在抗战时期丢失，至今未能寻回。

结合教学的需要，他最先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特别是《老子》一书，他对于其中字句的训释，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迹的考索，俱臻精到，为世所珍。以后又转入对《周易》、《诗经》、《尚书》三部古经的研究。由于《诗经》中“雅、颂”部分难点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国古典文化精华无人继承，故不辞劳苦深入浅出地介绍给青年一代，完成了《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攻罢《诗经》，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国最难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数之说，带有神秘色彩，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夫，很难会通全书。

高亨勇于负重，知难而进，常说：“我不攻此难关，将留给谁?”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坚，义无反顾。终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难，用的基本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周易古经》及《周易大传》进行考释与论述，写出了解析《周易》专书四种，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还有《楚辞选》、《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古字通辞典》等一些著作及论文。他在中国古籍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亨先生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课前都写成详细的讲稿，堂上声调爽朗，语言稳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学生之耳。讲解清晰，深入浅出，虽文辞古奥哲理深邃的先秦经典诸子之文，一经他的讲解分析，取譬论证，便可使学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贯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过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学问人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

周易研究

以经观经、以传观传

20世纪40年代之初，高亨先生就立意坚持了一条重要的注《易》原则：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两千年来传世的《周易》一般包括两个部分：《易经》与《易传》。自汉以后一个影响甚广的传统观念认为，《周易》经文与《大传》十篇（即“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是“先圣所制、后圣所续”，二者之间存在着有神秘意味的必然联系，因此，很多人研读《周易》，总以经、传为一体，既“依传解经”，复“牵经释传”，从而把《周易》经传的研治引向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高亨先生认为，“《易经》作于周初”而“《易传》成于晚周”，两者的产生前后相去达六七百年。后者对于前者的注解，尽管有很多正确的、有参考意义的内容，却也存在释义错误、附会经文甚至借题发挥之处。他还认为，《易经》文字质朴，记事简单，往往并不完整，而《易传》则分明已经具有了较多的抽象思想和哲学观念，有一定的体系，就此而言，其与经文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有鉴于此，他明确提出了“讲《易经》不必受《易传》的束缚，谈《易传》不必以《易经》为归宿”。《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两部著作全面体现了高亨先生的这一主张。前者着重以阐明古经内容为限，力求就文论文，虽广征博引以考释词义、句义，却有意不牵涉《易传》、不援用《传》文的资料。后者注解《十翼》，则把“经意”与“传解”各立条目，相依并列，意在两者对照，以显示《经》之原意与《传》之理解所存在的异同。

讲《易经》不谈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

《周易》是上古的一部筮书。但高亨先生认为周初并无象数观念，象数之说实起于《易经》形成之后。而《易传》纵论卦象、爻象、爻位的象征意义，则代表了晚周的意识。对于如何正确阐明《易》学中的象数问题，高亨先生采取了科学和慎重态度。表现如下：

其一，对于《易经》卦辞、爻辞的注解，高亨先生尽扫象数之说，而专意于具体阐明经文的初始意义。在他看来，经文筮辞与卦、爻象数之间的联系，今人实已无法究诘，一味致力于这种联系的探究，难免治丝益棼，甚至会走向巫术迷信的歧路。因此，他对于卦爻辞所作的说解，断然抛开象数，全不牵扯象数说，而只是根据“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断占之辞”等不同类别，一一释明其本义，至此为止。

其二，对于《易传》的注解，凡《传》文并未言及象数者，同样尽扫象数之说，而只如实说明其本义。高亨先生认为，《易传》多谈象数却并未处处讲象数，如《谦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诸爻《象传》，以及《噬嗑》初九、九四、上九诸爻《象传》，就都无象数可言。因而对于这一部分《易传》，他同样只是随文释义，绝不附会象数说、更作添枝加叶之举。

其三，对于《易传》中确然存在的各种象数说，高亨先生所持态度是力求“以朴释玄”，实事求是。他在《周易大传今注》中，专门写下《易传象数说释例》一篇，以供一般人识其通例，掌握规律。在所有各条传文的具体注释中，则注意结合卦形、卦名以及爻之性质、位次、奇偶之数等，以阐释《易传》解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根据。同样并不由此引申推演、不作主观凿空之论。

《周易》训诂学示例

例一，《汉语大词典》“衢”字下，列第四义为“庇荫”。举《易经·大畜·上九》爻辞：“何天之衢，亨”，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衢疑当读为休，古字通用休即庥字，谓受天之庇荫也。此云‘何天之衢’，即‘何天之休’也。”这里，高亨先生识破了一个关键的通假字，揭举“衢”有“庇荫”一义，三千年古经文字遂由此而豁然贯通，也为此字的训释别添一义。

例二，《汉语大词典》“康”字下列“康侯”词条，举《易经·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云：“康侯，周武王之弟，名封，故称康侯或康叔。”按“康侯”旧解为“康民安国之侯”，属望文生义；高亨先生以其为武王之弟，鲜见于其它古籍记载，而于史有征、兼符文意，同样足以订正旧说而自有发明之功。

例三，《汉语大词典》“守”字下，列第十二项词义为“操守，节操”。举《易传·系辞下》：“失其守者其辞屈”，而引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云：失其操守之人，附声附和，不敢坚持己见，故其辞屈服”。旧注训“失其守者”为“失其所守之志”，殊亦费解。高亨先生训“守”字为“操守”之意，订正了旧注，理顺了文意，能够与《系辞》本章主旨相合。这是在《易传》文字训诂中又一个有突破于前人的例证。

古《易》筮法研究

《周易》是一部上古的筮书，记录和反映古人的占筮活动，后世习《易》、言《易》往往涉及筮法。筮法是迷信活动的产物，但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在流传中又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古代筮法给予必要的考索和总结，当属传统文化之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然而往古邈远，载籍不足，长期以来，人们尽管对于中国现存最早一批重要文献资料（如《左传》、《国语》）所记诸多筮事，以及《系辞》所载之筮法，陆续有过不少考订与诠释，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存在“其虑有所未及，其察有所未照”之处。后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晚周筮法的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明于成卦而昧于变卦，得之成卦而失之变卦。”这一点已经形成为《易》学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开的一个死结。高亨先生在自己一系列的《易》学著作中，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周易》“成卦之法”的详尽步骤，而且，更结合《系辞》并《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就其“变卦之法”作出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第一次突破了自汉以来《易》学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通说·周易筮法新考》一文中，具体回答了《易经》占筮中“何以有变卦”与“怎样识别所变之卦”这些长久滋人困惑的问题，并在推演、计算的基础上总结出“求（所变之卦）宜变之爻”的具体方法，甚至列表以明其事。由于他把《系辞》与《左传》、《国语》中的文献资料熔合裁度、反复推究，一举揭去两千余年“变卦之法”的玄虚外衣，显露出上古巫术的本真面目，从而为古筮法之更加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门径。

另一篇《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是对于《左》《国》中有关《周易》记载（二十二条）的逐篇疏解，揭示其象数和义理，也兼及筮法的说明。此文发表于1962年，而其雏形与基本结论实已见于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周易筮法新考》中的《东周筮法之实征》一篇。按与《易传》（十翼）有所不同，《左》《国》中的记事，不仅讲本卦的卦象、卦名、卦辞与爻象、爻数，而且讲之卦卦象、之卦卦名、之卦卦辞，以及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因此，不能通晓古代筮法，则难以识别其中变卦之何以有变，也就不可能通晓古籍载事的原原本本。其中，如《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以及《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等，究竟含义为何，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于此作出精辟的阐释：前者因其“五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多于不变之爻”，所以主要以“之卦”卦辞占之；后者则因“三爻均非宜变之爻”，“可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相等”，是“贞悔相争之卦”，故而以两卦辞占之。巫术迷信力图制造神秘，而科学的考索则能够对古筮法做出合理和明晰的说明。这是高亨先生以科学态度研究古代筮法并获得空前成绩的又一实例。

与伟人交往轶事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1964年3月18日。

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

著作

简介

《高亨著作集林》共分十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含《墨子新笺》、《庄子新笺》、《荀子新笺》、《韩非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商君书新笺》六种）、《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与董治安先生合写）、《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专书或自选论文集。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集林》除把亡佚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和《古字通假会典》作为存目处理，囊括了高先生其他所有的著作。

作品评价

高亨先生把大量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和国学研究，留下了总计约五百万字的学术著作，涉及《周易》、《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文字学、上古神话等诸多领域，享誉学术界。高亨先生的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个春秋，他的著作的写作与出版，跨涉漫长的岁月，有的因出版较早而流通未广，如今已不易求索，《高亨著作集林》的出版，解决了其著作搜寻难的问题，对全面地了解、评价其学术成就，学习其治学精神及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集林》共计汇收专书十五种，又辑散见论文为一种，共十六种，分为十卷。在编排上，内容相似、相近的专书，置于同卷。新辑论文十七篇的编排顺序，则完全按照发表时间先后为准。所收十六种论著，每种均设“本册说明”一篇，或点明原作主旨，或简介成书过程，或说明版本的演化，或交代整理的情况，为读者了解本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编末“附录”部分，收列《高亨先生传略》与《高亨先生生平年表》两种，向读者提供关于高亨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必要的，颇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为人治学，加深对其著作的理解。

第一卷

周易古经今注

（含《周易古经通说》）

周易古经今注

重订自序

旧序（摘录）

述例

本书引用周易书目

周易古经今注卷首

周易古经通说

提要

第一篇周易琐语

第二篇周易卦名误脱表

第三篇周易卦名来历表

第四篇周易筮辞分类表

第五篇元亨利贞解

第六篇吉吝厉悔咎凶解

第七篇周易筮法新考

周易古经今注卷一

周易古经今注卷二

周易古经今注卷三

周易古经今注卷四

周易杂论

小序

《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

《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

《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

第二卷

周易大传今注

第三卷

诗经今注

第四卷

诗经选注

楚辞选

上古神话

第五卷

老子正诂

老子注译

第六卷

诸子新笺

庄子今笺

第七卷

墨经校诠

商君书注译

第八卷

文字形义学概论

古字通假会典（存目）

第九卷

文史述林

第十卷

编外论文辑存

附录

高亨先生传略

高亨先生生平学术年表

花木兰是哪里人

颜真卿(709～785)中国唐代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为权□杨国忠所排斥，出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叛乱，颜真卿在平原联合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抵抗，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被推为盟主。后颜杲卿和侄颜季明被安禄山，颜真卿怀着悲愤的心情写成著名的《祭侄季明文稿》。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封鲁郡公，因此后世又称他为颜鲁公。由于颜真卿笃实戆直，敢于直言谏诤，德宗时遭到虞杞的妒恶。当李希烈叛乱，虞杞奏请使颜真卿前去劝降，不断遭到李希烈的威逼，颜真卿不屈，并叱责李希烈，被李希烈于狱中。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他又广泛地向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汲取营养，经过融会贯通，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代表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

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其成就以颜真卿为代表。稍晚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后世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公权的书法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又有“颜筋柳骨”的称谓。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有篆籀气息，但他的行草书仍不失魏、晋的准绳。颜真卿的书法理论，流传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传世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比较多，著名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季明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为草稿性质的遗迹，书写自然，手稿满纸涂改，却表现出颜真卿书法的神韵。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勤礼碑》，1922年出土，字画完好如新，是颜真卿碑刻中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为晚年代表作品。《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

颜真卿书法刻成法帖的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丛帖大都有颜真卿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诗》、《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其中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行草书，是根据真迹上石，现在西安碑林；此帖为他的手稿，信手挥笔，纵横跌宕，笔墨淋漓，是不经意的杰作。米芾认为有篆籀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第一。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的法帖有宋刻《忠义堂帖》，共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45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宋拓孤本。

王羲之生平

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

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从小就不慕荣利。《世说新语》里载有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美谈。

晋代的另一大士族郗鉴欲与王氏家族联姻，就派了门生到王家去择婿。王导让来人到东厢下逐一观察他的子侄。门生回去后对郗鉴汇报说：王氏的诸少年都不错。他们听说来人是郗家派来选女婿的，都一个个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坦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佳婿。”后来一打听，知道坦腹而食的人是王羲之，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从这则逸事上看，王羲之从小就具有旷达的性格，很少为一些小事戚戚于心。也许这就是他的书法雄浑开阔，具有自由气象、潇洒神态的原因之一罢。也因为这个典故，后来人们就把“东床坦腹”、“东床”作为女婿的美称，或称呼他人的女婿叫“令坦”。

王羲之因为少有美名，朝廷公卿都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他都坚辞不受。他不喜当官、更喜欢清静。他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表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他还对饥民开仓赈济。这些都说明他不慕荣利但为人正直的品格。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他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渡江后，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这对他的书法学习的帮助也是极为显着的。

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长浓纤折衷；他的行书遒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贴》、《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四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贴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七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1．皇家侍书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2．高尚的人品素养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

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1．通向绝顶的跋涉

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一）早期：望尽天涯路。

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三）中期：斜阳的魅力。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於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四）晚期：柳书的晚霞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謩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2．站在巨人的肩头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书流观

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

书论命题

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

1．“心正笔正”

“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

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三国时锺繇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柳公权则又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笔正”说，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这一唐代书家巨擘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收到了某种效果。这使后代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宋代苏轼在诗中曾云：“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元代赵岩诗云：“右军曾写《换鹅经》，珠黍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谏尚驰名。”（《题唐柳诚悬楷书（度人经）真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后人又将此说加以阐发光大。明代项穆就曾由“心正笔正”开掘，组成正心一正笔一正书的书学次序，并认为“正心”当“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书法也就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见《书法雅言·心相》）。哲学史上有“心学”，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项穆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心学”的历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就会达到“自由的王国”。清代刘熙载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艺概》）这些都与“心正笔正”有血肉联系。

“心正笔正”强调书家的品格修养，后世多以人品高下作评书的标准之一。苏轼说过：“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东坡题跋》）因此书史上宋代权奸蔡京被排斥在书家之外，因其人品卑劣。从创作的角度看，此一命题正是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是书家人格在书法中的外化和表现。由此也可观照书家的心态，进而对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从书艺技法本身去解析。

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其实不仅梁同书，早在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节中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曾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他又说：“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这些都是从技法上生发出去，加以评述，不无道理。但其重要性不及“人品”说。

2．“颜筋柳骨”面面观

前人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宋范仲淹诔石曼卿文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

“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书学史上多有论“骨”者。以“点如坠石”举隅，那是说一个点要凝聚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云：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美学与意境》。

“筋”有多义，或指笔锋，或指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相连有势而言。筋也与肉联，称为“筋肉”。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但也并非无骨，颜真卿书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而柳公权特重骨法。“柳骨”一词尚可理解为：

（一）骨力。柳公权最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汲汲于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他增加腕力，端正笔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势鸷急，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之内；在挑踢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铦；在转折处、换笔处，大都以方笔

搜寻国学大师

花木兰的故乡在虞城。

花木兰（412年-502年），花木兰的事迹流传至今，中国古代巾帼英雄，忠孝节义，代父从军击败入侵民族而流传千古，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

1993年，虞城县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木兰文化节。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聚集在商丘，一起分析了《木兰辞》内容和尚存的元碑记载。一致认为，花木兰的故乡在虞城，已确凿无疑。

扩展资料:

木兰从军的典故：

木兰从军讲述了木兰代替父亲去征战的古代故事。木兰是古时候的一名民间女子。从小练习骑马，正碰到皇帝招兵，她的父亲的名字也在名册上，她的父亲因年老多病而不能胜任，木兰便女扮男装，买替父亲出征。

木兰从军体现了木兰的保家卫国英雄气概，也有孝敬父亲的女儿情怀。

参考资料：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中的人物和故事

以下是国学大师不完全名单：

俞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平、黄侃、章太炎、钱玄同、吴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徵、吕思勉、胡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垣、唐君毅、顾颉刚、吴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力、高亨、夏承焘、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康有为、翟鸿燊、钱锺书、启功、季羡林、于希贤、张其成、饶宗颐。

主要都是讲了国学，如中庸孟子论语大学，庄子老子孟子等等。有的还研究琴棋书画，茶艺等等。有的人研究一样，有的人兼怀几样。

其中季羡林先生简介如下：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盗跖（zhí职），跖被古代统治阶级污蔑为“盗”，后来袭称盗跖，春秋时人。庄屩（jué决），战国时人。当时被压迫阶级的起义领袖。《荀子·不苟》称盗跖“名声若日月”。

同书《议兵》称楚国在垂沙一战（前301年）被齐、韩、魏三国打败，将领唐蔑被杀，“庄屩起，楚分而为三四”。流誉，流传名誉。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他进占陈县（今河南淮阳县），称王。挥黄钺（yuè越），挥动饰以黄金的大斧。

《史记·周本纪》曾说周武王用黄钺斩商纣。这两句是用来概括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

出自所写《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从人类诞生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这首词最早发表在《红旗》1978年第9期。

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白话译文

与猿拱手作别进化到了原始社会人类犹如呱呱坠地，再经过磨石为工具的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少儿时期。炉中火焰翻滚，那是青铜时代， 也经过了几千个春夏秋冬。纵观历史，也如人这一生多半忧愁少开怀。尽是征战杀伐弓箭疆场。这大好河山哪一处没有战争没有流血。

一部历史读罢，我已满头白发，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有多少人为其白首执迷。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难道是真风流？我看不尽然。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战统治者的权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十分喜爱阅读史书。他曾通读《二十四史》，在逝世的前一年，他还曾两次阅读《晋书》。他不仅喜欢读正史，还喜欢读诸如“演义、笔记小说”等野史。他提倡读史的目的不是遵循守旧，不是颂古非今，而是从史中汲取教训，指导今天的斗争和建设。

的这首《贺新郎》就是他在这方面的实践。1963年，中国已基本上克服了经济上连续三年的困难，国家建设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战胜暂时的困难后，显现出勃勃生机。此诗写于1964年春，首次公开发表于1978年9月9日的《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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