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劝多尔衮_范文程劝多尔衮入关说的话

1.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人物生平

2.满清第一汉臣范文程的老婆被多铎抢去享受，他是什么态度呢？

3.清灭大顺之战的战前准备

4.皇太极最器重的汉臣，地位在多尔衮之上，为清军入关立下汗马功劳

正值公主出嫁喜宴上，不料，皇太极突然中风死去，继位之人空悬，豪格与多尔衮夺位之争紧接上演，孝端后心中焦急，忙召来代善、范文程等商议，情势危急，二人也十分为难，而大玉儿紧抱着福临，惟恐避之不及。多尔衮与豪格争夺帝位，但因两人各有拥护，实力不相上下，为避免引起内乱，代善要两人各退一步，另立其他皇子继位。贵太妃处心积虑要让博果尔当上皇帝，暗中与豪格和多尔衮接触，两面讨好。孝端后与代善、范文程商议，委托大玉儿去劝说多尔衮放弃争夺王位，多尔衮勉强答应，但心中另有打算。孝端后等人决定暪着大玉儿，拥护福临继位；多尔衮也表态支持福临，豪格不服，众人出题让福临和博果尔表现，以现场决定龙椅最终谁属。

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人物生平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辽宁沈阳市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我国清朝开国元勋，有名的政治家、谋略家。

范文程出身名门，曾祖父为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他自小好读书，才思敏捷，擅长谋略。清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他自愿投效，但未受重用。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位，发现他的才智并委以重任，使之成为其主要谋士之一。从此范文程开始了他辅佐三朝四帝的谋略生涯。

天聪三年(1629年)冬，皇太极亲率大军，由龙井关、洪山口越过长城，直通北京。突然，遭到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师回援的坚决抵抗，双方激战至北京城郊，相持不下。清军久攻不下，伤亡越来越多，粮秣补给日益困难，一筹莫展。此刻，范文程向皇太极献反间计。当时后金军俘获两个明朝太监，皇太极先密令部将故意议论与袁崇焕有密约，使被关押的太监得以偷听；然后又令后金军放走一个太监，使其返回明廷报告崇祯皇帝。一向猜忌而多疑的崇祯帝果真误信袁崇焕与清军有密约，随将袁从前方召回逮捕下狱，不久即处死。祖大寿闻之大为惊骇，顾不上当面清军，慌忙带自己手下兵将逃归锦州。就这样，范文程的一条反间计，不仅为皇太极除掉了一个战场不能战胜的宿敌，反而使明军自己让开了一条通道，使清军得以从容退出关外。由此，明清的军事对抗，骤间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转化。

天聪元年(1632年)，皇太极率满洲八旗和蒙古各部兵马穿越兴安岭，远征察哈尔。不料，林丹汗得知情报后，取坚壁清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丢下一座空城。待皇太极率数万大军疲惫不堪赶到归化(今呼和浩特)时，已是人走城空，无吃无喝，一片狼烟。早已人疲马困、粮秣告罄的清军每日都有士卒饥渴而死。数万人马只得靠猎取黄羊为食。这时，清军若从原路返回，因沿途地薄民穷，将士无所得，部队无所食，千里兴师，徒劳而返，必将名利俱失。但若兵马深入明境，抢劫一番，却又苦于师出无名，不敢贸然行事，真是计无所出。于是皇太极让范文程等献计。范文程说，惟有深入，方为上策，但必须以“议和”作幌子。他进而解释道：可先写信与明朝近边地方官员，要求议和，并限住日期，立候结局，谅南朝皇帝，人多嘴多，近边官员也不敢担当，届时便可藉为口实，为所欲为。皇太极如茅塞顿开，立即纳了他的计谋，一方面致书明大同、阳和、宣府等地官员，要求议和，并以十日为限；另一方面挥师直奔宣府、张家口，沿路纵兵掠民，满载而返。结果，正如范文程所预料的那样，直到清军劫掠而去，“议和”的协定尚未及回复上报。

崇德七年(1642年)，明朝大将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皇太极爱才，欲招降为其效力。派诸多人前去劝降，但洪承畴誓死不降，骂不绝口，令众人无可奈何。于是，皇太极又派范文程前去试试。范到了洪处，一句不提投降之事，只与洪承畴天南海北、谈古道今地闲聊。其间，房梁上有积尘溅落在洪的衣襟上，“洪屡拂拭之”。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一般人谁也不会留意的，但范文程敏锐地观察到后，露出了宽慰的自信。他向皇太极献计：“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他鼓励皇太极不要灰心，只要耐心地等待和劝说，洪定会被说降的。果不其然，经过范文程等人耐心而巧妙的游说，一向信誓旦旦要以死报国的洪承畴终于乖乖地就范，俯首贴耳地投降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拟再度伐明，但对这次出征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对是否入关，也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范文程提出：明之覆亡，已无可挽回，此种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机会难得，稍纵即逝，要当机立断，果敢地挥军入关，挺进中原抢夺明朝天下。以往清军也曾数度入关，但主要是为了掠夺。上至将帅，下至兵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但对此次入关，范文程特别强调，要一改昔日掳杀传统，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能使中原地区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

四月底，清军进军北京，当得知崇祯皇帝已缢的消息后，为了迅速稳定政局，安抚民心，范文程建议取以下政举和措施：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起草檄文，自称为“义师”，打出为大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把矛头转向李自成等农民军，这不仅为清军入京找到了堂皇的借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明军民的抵抗；各衙门官员俱照录用，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官员同满官一体办事等。范文程认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由于他取恰当的对策，为清在北京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越发显出他在政坛上、军事上超乎群雄的显赫地位作用。

俗话说：“树大招风”。随着范文程地位的上升，声望过隆，引起了清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贵族官员的忌妒和不满。一向好独秉大权的多尔衮也在许多政策、用人等问题上与范文程发生分歧。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多尔衮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等借口，开始限制和削弱范的权力。同年八月，因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问题，范文程被多尔衮以“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由而下法司勘问，官虽未罢，但范文程已深知自己的处境和今后该怎样处理与多尔衮的微妙关系了。他处处小心从事，既不使自己冒尖，更不干出风头、授人以柄之事，免遭不测。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独断专行的多尔衮由于贵族内部权力争斗的需要，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并幽毙了肃清王豪格。在此前后，多尔衮曾多次命其亲信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处理不好将殃及安危，但他又不能违命不从。遂用计托词养病、闭门不出，取软拖的办法，以免遗患未来。果不出其所料，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病死。翌年初，多尔衮被指控生前“谋逆”，依附多尔衮的刚林、祁充格等人，被控犯有妄改太祖实录之罪而杀。范文程虽也参与此事，但因既非多尔衮一党，又未留下把柄，仅被处以革职留任，不久又官复原职。就这样，范文程不仅机智地避开了一场政治争斗，而且又很快地得到新主福临帝的信任和重用。至顺治九年(1652年)范文程官升至议政大臣，这是此前所有汉人从未得到过的宠遇。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为治理好国家，整顿朝纲，特请范文程研究治国安邦之道。范文程坦诚地说：“大凡行善合天者，必君明臣良，交相释回，始克荷天休而济国事。若人主愎谏自用，谁复进言?”这番话，实际上是要福临以过去多尔衮重用冯铨等亲信，独专朝政而引发内部派斗为教训，要善纳群言，能听进不同意见，使君主的决策能顺乎民心民意，合乎潮流。在此之前，他还向福临建议：多尔衮在时，那些疏远他的大臣或因反对他而受到排挤的官员，都是爱国忠君有正义感的人才，皇上要“当思所爱惜之”。福临接受了他的意见，“原任科道官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诸人内，系参冯铨降革者，俱起用。”在此之后，范文程又提出了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多被纳并实行。不仅如此，他还对朝中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给以爱护。当时著名谏臣魏象枢，因在朝中“与诸大臣抗辩是非无少诎”，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攻击。独范文程“心识之，曰：‘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由于魏象枢得到范的支持，使之在朝内声望日高，顺治帝因此受益匪浅。所以，李蔚曾称道范文程是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伯乐。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范文程晋秩少保兼太子太保。但他此时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多次上疏乞休。福临不愿失去这样一位谋士和得力助手，命他“暂令解任”，一俟病愈，“以需台用”，还特别加封太傅兼太子太师。然而，明智而又深谋远虑的范文程，就此谢政隐退，安度晚年。到康熙五年八月，年至70岁的范文程结束了他一生从政50年的谋略生涯。康熙五十二年，玄烨亲笔书写“元辅高风”于其祠，对其在清初统治时期的作用作出了评价。

满清第一汉臣范文程的老婆被多铎抢去享受，他是什么态度呢？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十七日，多尔衮出生于辽东赫图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衮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 ，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 父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天聪二年（1628年），在母亲死去的翌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的美号，这一年，多尔衮16岁。天聪三年（1629年），多尔衮跟从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广渠门外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的援兵。 天聪四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班师回朝，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又大破明军。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在攻打大凌河之战中，多尔衮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多尔衮说：“墨尔根戴青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进攻锦州城，他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多尔衮却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啊。”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皇太极向大臣们询问，明朝、朝鲜、察哈尔这三个地方，先打哪个。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子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多尔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极纳。因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攻灭蒙古察哈尔部，获传国玉玺。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从此更加受到重用。 十二月，清军攻陷朝鲜李朝南汉山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令多尔衮追击朝鲜国王家属，并限“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四月初五，多尔衮押送国王家属等182口报捷 。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这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总兵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 。崇德六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松锦之战。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起先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 松锦之战后，辽东全属大清，大明势力退入山海关。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 。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 。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 。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于盛京后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 至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 。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军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大战。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 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十月初十，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十月，当顺治帝于太和门（时称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 。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同时，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 。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为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十二月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五里，迎多尔衮遗体。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丧礼依帝礼。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为义皇后。祔享太庙。多尔衮无子，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是其他诸王的三倍。又以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为议政大臣。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清灭大顺之战的战前准备

范文程（15 - 1666），字宪斗，号辉岳，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世孙。

他的六世祖范岳，明朝初年任职湖北云梦县县丞，因获罪全家被发配到辽东都司沈阳卫戍边，于是，范氏这支开始在辽东繁衍生息，后又迁往抚顺居住，其曾祖父范鏓曾任兵部尚书。

据《清史稿》记载：“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也就是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29年），太祖（努尔哈赤）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

（努尔哈赤）

也就是说，这个范文程与其兄是主动来投靠努尔哈赤的，这个范文程气质非凡，雄伟高大，威武刚毅，敏捷多学，让努尔哈赤一见喜欢上，便留在身边当幕僚，并且能文能武，颇得赏识，从三等甲喇章京晋为二等甲喇章京（参领之意）。

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范文程更加得到重用，军国大事拿不定主意，皇太极都会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为了适应需要，皇太极创建了汉军八旗，要选一人当旗主，“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也就是说畅议让他出任汉八旗旗主。皇太极说：“范章京才堪胜比，但固山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冬，范文程极力劝说皇太极称帝：“今开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适当。”于是，皇太极转年春，便正式登基称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

（皇太极）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以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成为皇太极唯一的心腹幕僚，虽然不是议政大臣，但几乎重大事物都参与机密与决策，所有敕书皆为范文程起草，可见对其的信任，具有发言权。

范文程对于满清的统治者，提出很多重大的建议与策略，比如招降明将，移定周边，联姻蒙古部族等等。

纵观范文程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建议满清的摄政王多尔衮挥师入关，入主中原，成就了满清二百多年的一统帝业。

清顺治元年（1644年），范文程敏锐地看到天下大乱，时机千载难逢，及时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直接进入山海关的重大决策。

他在奉疏中强调：

其一，目前是入主中原的最好时机。

他分析了天下大势：李自成、张献忠盘踞西部，其他农民军环绕于南方，兵马煽乱于北陲，我师征伐其东边，四面受敌，其君其臣，安能相保耶？

其二，清朝入关的主要对手，不是残喘的明朝，而是以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应该调整战略，认清目标。

范文程认为：中原百姓饱受战乱，痛苦已极，黯首无依，思择明主，以图安居乐业。明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挽救，农民军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朝争天下，实质上主要与农民军角力。

其三，改变满族人掠夺旧习，严明军纪，为清王朝树立良好的形象。

范文程指出：为今日考虑，我朝应当任用贤能之人以安抚民众，使远近之人皆来归附，农民军等乌合之众必将臣属于我。而明朝之君，知我朝实力今非昔比。

（多尔衮）

其四，招降纳叛，瓦解明朝，对归降官员以才任用。

范文程分析称：不论已归服者，以及未归服需要招抚者，都要严明军纪，秋毫不犯，还要大力宣传从前不守内地之田，及今进取中原之部。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

其五，清军驻守已有城池，发兵直捣京城。

范文程说：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关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多尔衮一代之枭雄，看了范文程的建议，全部纳，迅速挥军直取山海关。

可以说是范文程的高瞻远瞩与多尔衮的果断行动，使满清占得先机。山海关一战大败李自成，迫使李自成还没有坐稳屁股，就不得不退出北京，清军占领了京师，并且进入北京城给老百姓留下极好的印象，如若等到李自成坐移江山，局面很难逆转，这天下还不知是谁的天下。

皇太极最器重的汉臣，地位在多尔衮之上，为清军入关立下汗马功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 。崇祯十七年四月初，清大学士范文程上“进取中原”策 ，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 。

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

古代皇帝的庙号，是对他们生前功过的衡量和评价。通常来说，一个朝代庙号为“祖”的皇帝只有一人，即开国之君，清朝却非常特殊，共有3位帝王庙号带“祖”，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顺治和清圣祖康熙，若皇太极在天有灵，一定感到非常憋屈，因为他的才能和功绩至少比儿子福临强很多。

皇太极作为努尔哈赤第八个儿子，十几岁就随兵出征，有勇有谋战功卓著，从众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在父亲死后得到群臣和贝勒们的拥戴，顺理成章继承汗位。皇太极之所以能被推举为大汗，并非运气好，就连大贝勒代善都称他“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从当时情况来看，皇太极也是大汗的不二人选。

《清史稿》中对皇太极有如此评价：“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仁孝宽惠，廓然有大度。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看似过于褒扬，实则名副其实，金庸在《袁崇焕评传》里也介绍过皇太极，称他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才干和见识，不在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之下。

皇太极刚继承汗位时，尽管明朝大不如从前，各地起义军让崇祯皇帝头疼，满清实力越来越强大，但满清依旧不是大明的对手，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皇太极非常聪明，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改变以往对汉臣和汉儒的太多，提拔有才华的汉臣。其中有一位汉臣，深得皇太极器重，他的地位甚至在多尔衮之上，为清军入关立下汗马功劳。

此人就是范文程，据说他还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直系子孙。公元1618年，范文程二十一岁，得知八旗军入城，他跟着哥哥主动拜见努尔哈赤，从大明子民摇身一变，成为后金（满清）马前卒，若先祖范仲淹知道有他这孙，肯定会气得吐血。

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范文程充其量只算谋士，并没有一官半职，也就是说不在编，更谈不上受到重用。皇太极时期，范文程迎来了仕途上的春天，不仅晋升为内院大学士，负责撰写皇帝敕谕，并且逐渐成为皇太极的心腹大臣。当时汉官在满清地位很低，为何范文程能有如此待遇呢？

首先，范文程个人能力强，思维缜密做事认真，如果不考虑人品的话，称得上智谋过人的牛人；其次，他对明朝局势了如指掌，还亲自劝降明朝将领，为皇太极招揽人才，比如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是被范文程劝降的。最后，他对皇太极忠心耿耿，提出过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多尔衮身为亲王，又是皇太极的弟弟，但他在皇太极的心目中地位，还比不上身为汉臣的范文程。每次商议军国大事，皇太极都会询问范文程，只要是他给出的建议，皇太极几乎全部纳，谁反对都没用。那时候满清没有科举选拔制度，范文程随口提了此事，皇太极立马效仿明朝，实施科举制度。

顺治登基后，尽管范文程的妻子被多尔衮的弟弟多铎抢走，范文程仍然效忠无比，劝说多尔衮尽快对出兵，进而入主中原。客观来说，如果不是范文程督促，清军未必有立即入关的打算。后来康熙曾说道：“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史书认为，范文程为清朝立下奇功，对清朝来说，他的功绩几乎可与张良、刘伯温媲美，你觉得呢？